考古學重建古史的尺度
考古學是研究歷史的，這是考古學者的明確目標?？脊艑W重建古史的尺度，如何把握？這是考古學者需要思考的。
重建史前史
在重建史前史方面，考古學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以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為例。該卷主編為蘇秉琦，內容除序言與后記外共分四章：我們的遠古祖先（約180萬年前至1萬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萬年至前3500年）、銅石并用時代（約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周邊地區(qū)的遠古文化?！哆h古時代》用考古資料與研究成果重建了中國史前史。
考古學可以重建中國史前史，充分體現(xiàn)了考古學學科特點：善于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fā)展進程角度的宏觀考察，避開了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哆h古時代》對中國史前史社會發(fā)展脈絡的全面梳理，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中國古籍中有不少關于農業(yè)發(fā)明人的傳說，神農、烈山氏、棄、黃帝等，不一而足。這些傳說人物都是考古學無法考證的。考古學可以確證的是，中國的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南方是稻的起源地。中國有兩個而不是一個農業(yè)起源中心且各具特色，在史前時期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農業(yè)經濟文化區(qū)和兩種農業(yè)體系。中國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說，三皇的說法應屬后人對荒遠時代的一種推想，五帝的說法也只是后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出來的古史傳說。這些古史傳說人物也都是考古學難以考證的。嚴文明指出：“現(xiàn)在還有人提出搞‘五帝工程’，這是不可能的。”（《不懈的探索——嚴文明先生訪談錄》，《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龍山時代分布著許多考古學文化，《遠古時代》將它們分別同傳說中的一些部落集團分布地域相聯(lián)系。這是一種探索，很難確證。僅部落集團的組成、部落集團內部各部落的考證，就是一項漫長而艱難的探索課題。
如果考古學缺乏考古學文化和族屬相互關系的解釋理論，所有關于考古學文化古史屬性的討論都將陷入歧義紛爭的局面?！哆h古時代》分析了城堡的出現(xiàn)，總結了淮陽平糧臺城堡的幾個特點：規(guī)劃整齊、防衛(wèi)設施嚴密、有公共下水道設施、有較高級的房屋建筑、有手工業(yè)設施、有宗教活動的遺跡?！哆h古時代》指出：平糧臺城址已經具備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應是政治中心，也可能是經濟中心和宗教中心。至于平糧臺城堡的古史屬性，《遠古時代》沒有考證。為什么？不具備考證的條件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平糧臺城堡發(fā)掘近年又有了新成果，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李新偉據(jù)此推測，平糧臺城堡“更像以大型都邑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之下較高級別的軍事性聚落”（《東西對峙 何處中原》，《中國文物報》2020年5月8日第5版）。
探索夏文化
探索夏文化是考古界急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也是史學界十分關注的重要課題。應當感謝考古界與史學界前輩的睿智，在沒有確定夏文化之前，他們提出了“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課題。用考古學方法探索夏文化，從徐中舒的著名論文《再論小屯與仰韶》發(fā)表算起，至今已89年了。
探索夏文化，離不開二里頭遺址。1959年4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一行在豫西調查“夏墟”。5月16日，在偃師縣境內發(fā)現(xiàn)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現(xiàn)存面積300萬平方米，六十多年來發(fā)現(xiàn)了宮城、宮殿建筑群、城市干道網、青銅器鑄造作坊、青銅禮樂器群、青銅近戰(zhàn)兵器、綠松石器作坊等遺跡遺物。二里頭遺址是早期都邑遺址。以二里頭都邑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中原文化區(qū)的中心文化。二里頭文化已經進入了國家文明社會。以上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考古研究成果都得到了考古界與史學界的確認，已成定論。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雖然已得到學術界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但還有學者持不同的學術觀點。二里頭文化作為探索夏文化的重點，是探索夏文化非常有希望的對象，只是缺乏確證，目前難以定論。面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確證夏文化與重建史前史的根本不同點在于前者無法避開，后者可以避而不談。
確證夏文化，夏代文字材料的發(fā)現(xiàn)將起到關鍵性作用。潛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徐旭生，將見于商末周初的金文，《今文尚書·虞夏書》的《甘誓》一篇、《商書》《周書》，《周易》的封駁辭，《詩經》，《左傳》，《國語》及其他的先秦著作作為第一等古代文獻。在探尋史實中，“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采用的材料，甄選西周、春秋、戰(zhàn)國人的早期傳說，不敢輕易離析這些傳說”。在談及怎樣來治傳說時代的歷史時，徐旭生客觀地指出：“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主要的不同點，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保ā吨袊攀返膫髡f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筆者認為，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前者為后人的追述，后者為當時的記述?，F(xiàn)有的先秦文字材料均為后人對“禹”與“夏”的追述，即所謂歷史記憶。保利藝術博物館2002年在香港購回的西周中期
公盨，該器內底的銘文至多證明了禹其人其事盛傳于西周。
1977年11月，鄒衡首倡二里頭文化1—4期都是夏文化之說。在其后的二十年中，他在學術上幾乎完全處于論戰(zhàn)的狀況。直至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全國性會議，才基本肯定了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一個學術觀點的提出，從遭到大多數(shù)學者的反對，逐漸轉變?yōu)榈玫酱蠖鄶?shù)學者的認同，走過了漫長的論戰(zhàn)過程。論戰(zhàn)的過程就是學術探索的過程。鄒衡在二十年的論戰(zhàn)中，堅持的是自己的“意見”，堅持的是自己的“觀點”，堅持的是自己的“學說”，堅守的是一種始終不渝的探索精神。鄒衡曾經坦言：“我并不認為我的一切論點都是正確的，總有需要修正、補充甚至改變的地方，經過討論或者論戰(zhàn)，會把問題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保ā断纳讨芸脊艑W論文集（續(xù)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挖掘曾國史
曾國的歷史，文獻記載語焉不詳。曾國史可以說基本上是挖出來的，也可以說是考古學重建古史的一個成功范例。
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安州所獻六器銘”條，就有出土“曾”字銘文青銅器的記載。20世紀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遭受的三次盜掘，出土了“曾姬無卹壺”等成千件青銅器。從1966年京山蘇家壟考古發(fā)現(xiàn)了“曾侯仲子斿父”銘文銅器算起，五十多年間的考古發(fā)掘，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曾侯諫、曾侯犺、曾侯陭、曾侯絴伯、曾侯仲子斿父、曾伯
、曾侯寶、曾穆侯、曾侯昃、曾侯得、曾侯與、曾侯
、曾侯乙、曾侯丙等一系列曾侯墓，年代跨度從西周早期經春秋時期至戰(zhàn)國中期。在一系列的曾侯墓及大量的貴族墓中，出土了數(shù)量可觀的有銘青銅器，確證了葉家山墓地與廟臺子遺址、郭家廟墓地與忠義寨、周臺遺址、蘇家壟墓地與遺址、義地崗墓群和擂鼓墩墓群及安居遺址主要為曾國遺址遺存；確證了曾國與楚國、鄧國等有通婚關系；確證了曾國幾百年來疆域范圍的演變。隨著考古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曾國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必將成就一部《曾國史》的問世。
總而言之，考古學重建古史切莫簡單地與后人追述的文字材料對號入座，出現(xiàn)“歷史學者在東方論夏史，考古工作者在西方挖夏文化”的尷尬局面。考古學要堅持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的學科傳統(tǒng)。古史在尚未得到當時文字材料確證之前，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永遠在探索的路上。當然，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允許假說或推測。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說或推測，必須在已知的基礎上進行探索。例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須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礎上進行探索。如果任何未知假說或推測是建立在未知的假說或推測基礎上，南轅北轍的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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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