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里，胡漢融合鼎盛時期不過幾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幾代人體察省悟。近期，由知名文物學者葛承雍所著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該書集中探討漢唐時期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尤其是外來文明如何伴隨胡人進入中原逐漸影響漢地的思想、文化、藝術、風俗。知名學者孫機先生稱其中一些論文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揭示出一系列隱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匯的史實。

　　在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葛承雍表示，“胡漢現(xiàn)象是多種文明匯聚后的結(jié)果，有助于理解中華文明的本質(zhì)就是吸收了各種文明后的升華結(jié)晶，漢唐時期既善于繼承前代遺產(chǎn)，又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因素，這一時期具有典范意義。歷史研究者是站在當下回望過去的歷史，因此，歷史研究從來都不缺少當代性的意義?！?/p>

　　葛承雍二十多年來走訪了海內(nèi)外許多收藏有中國古代“胡”“蕃”等外來文物的考古單位和博物館，記述拍攝數(shù)以千計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畫，通過考古文物印證了史書記錄的胡人活動，呼應了詩賦中對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舊史逸聞細節(jié)疑團，生動地折射出胡漢相雜的氣象。唐長安明德門遺址考古工地，葛承雍說，坐在千年前的門檻上有種進入歷史的感覺。

唐長安明德門遺址考古工地，葛承雍說，坐在千年前的門檻上有種進入歷史的感覺。

　　胡漢研究：醉心學術的“牢籠”

　　澎湃新聞：葛老師您好，讀您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叢書，可以感受到您這么多年來醉心于中古胡漢歷史研究，樂此不疲。您何以對胡漢歷史有如此大的興趣？

　　葛承雍：從古代胡漢族群角度看，中國歷史上不同族群融入華夏的過程，就是形成共同文化接受中華文明的過程。公元前2世紀以后就是各民族沖突、碰撞和融合最顯著的時期，到10世紀唐末五代時期經(jīng)過千年的多元文化匯聚，終于奠定了中華文明共同認可的民族心理。過去我們強調(diào)中原漢文化“大一統(tǒng)”的天下觀，遮蓋和忽略了外族融合的歷史事實，一個世紀來中外學者對中古歷史的解讀，陳寅恪、陳垣、向達、岑仲勉等前輩學者為我們后人研究鋪墊了繼續(xù)探討的基礎，特別是考古新資料為我們帶來了新視野新視角，這是我樂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葛承雍著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書影

　　胡漢現(xiàn)象是多種文明匯聚后的結(jié)果，有助于理解中華文明的本質(zhì)就是吸收了各種文明后的升華結(jié)晶，漢唐時期既善于繼承前代遺產(chǎn)，又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因素，這一時期具有典范意義，所以我會關注。

　　學術是我無法掙脫的“牢籠”，隨著我度過了一生，但是我樂于做學術圈的“囚徒”，因為隨著海內(nèi)外不斷發(fā)現(xiàn)的新東西，會迫使我心醉神迷地去研究學術。突破陳規(guī)，摒棄淺薄，無論是引來爭論還是前沿突破，無論是起哄雜音還是豁達沉默，都需要去進行積極的探索，國外對胡漢歷史的研究早在百年前就開始了，我們利用考古新發(fā)現(xiàn)后來者奮起直追，國際學術界不能沒有中國學者話語權，這是幾十年來的體驗與思考。

　　澎湃新聞：此次出版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叢書是您多年學術成果的匯集，最早的寫作緣起于何時？有沒有一個從偶發(fā)到自覺進行胡漢研究的過程？在此次重新編纂的過程中，有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

　　葛承雍：1986年我研究生畢業(yè)時，畢業(yè)論文是《唐代國庫制度研究》，答辯主席是李學勤先生，他當時提問我新疆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絲綢，我回答這是全國州郡交納的租庸調(diào)折合物，他很高興說這就是唐代國庫調(diào)撥的東西，文獻要和文物結(jié)合起來研究。李先生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大部分學者只知道我們境內(nèi)的絲綢之路，一出新疆就不了解了，是“半截子絲路研究”。他鼓勵我做中西交通的文化交流研究，從此我開始關注長安和“關中本位”下的外來文物，寫了胡墼引起、昭陵六駿名號、突厥石人影響等等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很大反響，這是千年前古人留給我們的遺產(chǎn)，中西文化交流就在我們的文物發(fā)現(xiàn)里，如果那些老先生們能活著看到這些文物，肯定會解讀出世界眼光的震撼作品。因此我對胡漢研究也逐步從自發(fā)走向了自覺的階段。幾十年來按照前輩學者的要求，力求做出超越傳統(tǒng)史書局限的解讀。我可以對自己的孫子說，我們在這個既是黃金時代又是憂患時期真的努力過。

昭陵六駿之青騅

昭陵六駿之什伐赤

昭陵六駿之特勤驃

　　澎湃新聞：孫機先生稱其中一些論文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揭示出一系列隱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匯的史實，您是如何鉤沉出那些隱秘不彰的史實？有什么思路嗎？

　　葛承雍：孫機先生是我在北京工作期間的老師和引路人，他經(jīng)常指導和教育我不要急匆匆發(fā)表論文，一定要有二重證據(jù)或三重證據(jù)，要做到極致，二十年內(nèi)無人超越。孫機先生的“陽燧之火”論文等了三十年，找到朝鮮墓葬里的文字證據(jù)才發(fā)表。孫先生說我揭示了一些中外文明的史實，可能就是指對來自其他民族關系文物的新解讀，對洛陽發(fā)現(xiàn)景教經(jīng)幢的系列研究，對國家博物館藏北朝祆教新圖像的解讀，對安備墓新出粟特藝術圖像的公布和解釋，對“醉拂菻”所表現(xiàn)的希臘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解讀，如此等等，都是首次原創(chuàng)性發(fā)表，得到了國內(nèi)外的關注和反響，并被翻譯成外文而傳播歐亞諸國學術界。

新疆高昌故城出土景教復活節(jié)禮拜壁畫

　　可以學術分享的是，在老先生們指導下，20年多年來我始終以考古發(fā)現(xiàn)新文物為先導，這是最新前沿資料，或是未解讀的文物，等待新的研究推出?？脊盼奈锸窍葘?、史學是基礎，文學是雙翼，關注國內(nèi)外學術動態(tài)，就是這幾方面構成我的學術思路。

　　澎湃新聞：胡漢歷史問題不僅是歐亞大陸上民族史、邊疆史、文化史、語言史的前沿研究，也是中國歷代王朝與域外周邊國家以及西亞、地中海沿岸之間往來互動的敘事。可以說范圍非常寬泛，您如何理解胡漢歷史研究，當下學界對胡漢歷史研究的現(xiàn)狀是什么？存在分歧嗎？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葛承雍：胡漢研究確實是具有挑戰(zhàn)性的探索，涉及到很多學科的解說，僅西域與中亞出土的多種胡語文書就把人們嚇癱了，考古和出土文物的文化歸屬，外來“三夷教”的認識，以及古代藝術品的來龍去脈，都是不容易解讀的領域，所以學術界爭議也較多，很多問題一時半會兒不可能有最終結(jié)論。但是有歷史依據(jù)的分析推測，只要不是瞎想胡扯，仍是值得鼓勵的一種探討。中山大學蔡鴻生先生多次鼓勵我積極探索、敢發(fā)人先，寧可“錯得可愛”也不要“對得平庸”。就是社會科學也要允許探索失敗，總比封閉保守強百倍。

　　當前國內(nèi)外研究歷史上的胡漢關系，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主流是好的，過去不注意或被忽略的問題走入學界視野，尤其是年輕人有外語優(yōu)勢，國外留學打開了視野，他們將成為新的一代開墾者。20年前我也做過俗語對音的研究，為了防止濫用、持致以謹，后來重在知己知彼，主要解讀新出土文物。因而，我們更加辯證地、客觀地看待諸多分歧，化解心中的迷茫，對探討外來文明相關領域的難題有助于解決。

葛承雍著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藝術卷）書影

　　紙上考古：文獻與文物的合榫合口

　　澎湃新聞：您在序言中說，二十多年來走訪了海內(nèi)外許多收藏有中國古代“胡”“蕃”等外來文物的考古單位和博物館，記述拍攝數(shù)以千計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畫，通過考古文物印證了史書記錄的胡人活動，呼應了詩賦中對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舊史逸聞細節(jié)疑團，生動地折射出胡漢相雜的氣象。學界也有些人稱您是“紙上考古”。您認可嗎？您覺得“紙上考古”與田野考古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紙上考古”最大的發(fā)現(xiàn)與快樂在哪里？有什么例子？

　　葛承雍：“考古”的涵義很多，我雖不從事田野考古，但也深入考察了幾百處考古工地，研究文物不到現(xiàn)場不會有觀察體會，這是一個整體觀，至于平常走訪海內(nèi)外的文物古跡就更多了，在博物館或文物庫房看文物、拍照圖片和現(xiàn)場考古人員交談商議經(jīng)常夜以繼日，我們不能認為在田野挖掘墓葬或發(fā)掘古城遺址才是考古，而將田野出土的文物搬運回研究所，開始更為細致復雜的甄別、判斷、分析，這是更艱巨的考古精細工作，必須找出文獻典籍的記載對應吻合，這是一個曠日長久的工作過程，就像現(xiàn)在我們在文物科技實驗室一點一點解剖出土文物，所以說這是“紙上考古”。每當發(fā)現(xiàn)文獻和文物能對應結(jié)合找到答案是最快樂的時候，當然很多時間是立馬找不到的，需要慢慢琢磨力求二者合榫合口。例如對隋代酒神駝囊的考證、對隋代環(huán)形壺的考證都是花了好幾年功夫，為考證湖湘地區(qū)的胡人俑我去了湖南三次，從岳陽窯到長沙窯再到醴陵窯，仔細觀察出土胡人俑和各種圖像，最后斷定湖湘陶俑和陶瓷與外來文明有關系，是重要的“絲路一環(huán)”?，F(xiàn)在還有一些地區(qū)的新見胡俑我還沒有寫出來，就是有出土文物但沒有文獻記載，等待了好多年沒有發(fā)表，這沒有快樂只有苦惱，所以“紙上考古”絕不簡單，其解讀的價值怎么評價都不為過，孫機先生等其他前輩學者就是我的榜樣。自然不能忘記很多考古工作者和文物專家給我提供的機會，帶領我看文物甚至摸文物，這些值得衷心感謝的好友同仁是我研究動力之一。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環(huán)形壺正面

　　澎湃新聞：在這套叢書中，讀您的《“醉拂菻”：希臘酒神在中國》一文，讓人饒有興趣，仿佛神探探案一般，從西安新發(fā)現(xiàn)的隋代“醉拂菻”駱駝俑，說到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同類完整的陶俑，再到隋代陶俑造型藝術中流行著外來酒神的“形”，從而得出“希臘化”文化傳入中土被接受的獨特風采與審美軌跡，在這些文章的寫作與考證中，可以發(fā)現(xiàn)您對新文物的敏感性，您如何看待新發(fā)現(xiàn)文物與舊文本之間的闡釋關系？

　　葛承雍：西安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了隋代四處墓葬中有希臘酒神的駝囊陶俑，2006年就出土有第一個駝俑，最初發(fā)現(xiàn)時考古人員并沒有把它當做寶貝，一直在庫房等待整理。我到考古院看到這件文物，駝囊上有羅馬柱子，引起我關注，拿起后驚喜不已，請修復師畫圖復原，我直覺感到這不是一般文物，與外來文明有關，經(jīng)過幾年查閱，請教國外學者，最后寫成《醉拂菻：希臘酒神在中國》。這是新文物與舊文本互相印證的絕佳結(jié)合?！白矸魅H”這個名詞宋代史書就有記載，皇帝曾將“醉拂菻”金腰帶賞賜給大臣，屬于皇家寶物。但宋以后失傳千年了，人們認為所謂“醉拂菻”是想象編造的傳說故事。現(xiàn)在墓葬考古發(fā)現(xiàn)不止一個，這是多么令人激動的收獲。2000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收藏進一件完整的“醉拂菻”陶俑，流散在歐美的同類駝俑也有好幾件，但西方學者解讀為基督受難像，這就誤判差遠了。新發(fā)現(xiàn)文物與舊文本記載之間的闡釋關系，就是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這是時代學術發(fā)展的新潮流，但必須對舊文本很熟悉，才能研究新材料。我們在前輩學者開拓的基礎上才能超越傳統(tǒng)做出新突破。

載物駱駝俑， 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

載物駱駝俑上的駝囊，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

載物駱駝俑B面，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在寫作中，如何面對一些歷史細節(jié)，比如您之前提到文物中的狩獵的馴鷹、胡旋舞、胡騰舞的重新認識，如何將文物學術研究與實地考察進行結(jié)合？

　　葛承雍：近些年來，中國學者“走出去”與“引進來”已經(jīng)打開了過去封閉的局面，國際間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我們利用學術考察和田野收獲也十分普遍，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傳承者，也要成為一個細節(jié)觀察的研究者，抽象與膚淺敘說解決不了問題。我在國內(nèi)外考古文物機構和博物館拜訪時，總是先看平時不注意的相關文物，而在野外考察時帶著平時正在思考的問題，積極向?qū)＜依鲜指┦渍埥?，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熱情幫助。比如胡人狩獵中臂架鷹鷂，從壁畫和陶俑上看都是靜止的，聽了東北海東青馴養(yǎng)者和新疆哈薩克馴鷹者的介紹，才能寫作時寫活寫生動。胡人舞蹈也是如此，到了塔吉克斯坦聽了當?shù)貙W者介紹，才知道中亞北部舞蹈主要在腰部以上手勢變化，而中亞南部則是在腿部彈跳，這在我們書本上絕對是沒有記載的，胡旋舞的柔軟身段與胡騰舞的騰空躍跳，由此而知活的生命對學術研究的重要。這也是“讀萬卷書，走萬里路”的基本要求，我又加上了“看萬件物”。

在西安曲江藝術博物館唐代胡人壁畫前，葛承雍表示在這里思考胡漢歷史問題會有身臨其境的感受。

　　胡俑的語言：透過個體看歷史

　　澎湃新聞：您說過，土與火燒制的胡俑確實不會說話，但是胡俑的造型卻是有肢體語言、形狀語言的人，此處無言勝有言。應該如何真正理解這些文物，從而真正讀懂這些胡俑的語言？

　　葛承雍：胡俑的研究從1957年鄭振鐸先生開啟，這是中國學者最早關注這一藝術領域，1958年出版了《陜西出土唐俑選集》。與此同時，西方學者1958年也出版了《唐俑中的胡人》。一些本該由中國學者解讀的胡俑課題后來卻遺憾的停滯下來，半個世紀后我才在國外看到英文原書圖錄。古代沒有照相術，能留下研究的直觀形象就是陶俑、壁畫等，胡俑是激活歷史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復活了外來族群的一些細節(jié)，有益于視覺化歷史的深度詮釋。千年前藝術工匠為什么塑造出文官、武士、商人、馬夫、奴仆等等胡人的形象，并且在墓葬中形成“以高行卑”的體位定勢，無疑與當時胡漢社會影響和生活有關，是忠于史實的藝術刻畫。我們正是憑借濃縮了歷史人物形象的胡俑去觀照千年前的社會，可是真正讀懂胡俑并不容易，我們只能依據(jù)造型判斷其職業(yè)身份，而不能依據(jù)深目高鼻去判定族屬或民族，社會史與民族史是不同的，目前一些年輕學人輕易說這是粟特人，那是阿拉伯人或是波斯人，這是胡姬那是蕃女，甚至列出十幾個胡姬女性俑，實際上都是沒有文獻根據(jù)的瞎猜，落入“望形生義”的陷阱，這是需要注意的謬誤。

胡俑

　　胡俑

　　波斯人俑 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最新的漢晉隋唐考古文物不斷出現(xiàn)，這對您的寫作與學術研究有哪些貢獻？幫助最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是什么？或者說，您關注最久、用力最深的考古發(fā)現(xiàn)是哪些？為什么？

　　葛承雍：70年來隨著新中國的建設發(fā)展，考古文物發(fā)現(xiàn)從遠古到中古，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發(fā)現(xiàn)，漢唐之間更是屢屢有我們想象不到的新材料涌現(xiàn)出來，像甘肅敦煌懸泉漢簡的發(fā)現(xiàn)，記載了西漢后期曾有二十多個國家的使者、商人通過河西走廊往來于長安與西域之間，這是絲綢之路的確鑿證據(jù)，我據(jù)此批駁一些外國學者說絲綢之路是虛幻的、編造的、浪漫的故事。正是一系列考古發(fā)現(xiàn)帶給我們研究的新課題，例如寫了胡人獵師、胡人樂師、胡人打球、胡人歲獻葡萄酒等等開辟新領域的論文。要說最關注和考證時間最長的無疑是來自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痕，即外來文化的影響，例如昭陵六駿與突厥葬俗，武惠妃石槨上的希臘化藝術，從地中海到大興城的環(huán)形壺，從阿富汗黃金之丘的金腰帶到青海都蘭吐谷渾墓葬出土的銀腰帶等等，外來文明不僅帶來新的藝術取向和精神活力，而且豐富了中華民族的藝術寶庫。

武惠妃石槨 全景圖

石槨內(nèi)壁宮女頭像

青海博物館藏唐代包金西方神祗人物連珠飾牌銀腰帶

　　這些年來我沒有申請過一次國家課題，沒有得到任何科研資助，因為先生們教導我說任何短平快項目都與精神生產(chǎn)無關，不要為了與國際“接軌”而與傳統(tǒng)“脫軌”，為了“胡化”而忘了“華化”，全國每年幾十萬種圖書，有多少能進入后人參考的書，學問是千秋事，出書也是百年事，確實令我反思。

　　澎湃新聞：不可否認的是，很多歷史書籍偏重于宏大的敘事，但如何執(zhí)著于對個體命運的體察，對歷史細節(jié)的追問，對幽微人心的洞悉？您在這方面有什么體會？

　　葛承雍：近年來發(fā)表的史學論文似乎滿眼零篇斷目，涉入具體層面研究被批評為“碎片化”的研究。史學本身就是一門以歷史的斷裂和片段特性為基礎的碎片學問，因為史學不能無中生有、憑空推測，要收拾一地離散的碎片，立枝串葉，以碎串通，也絕不簡單，絕大多數(shù)人也做不到。對有些人來說闡發(fā)各種宏大論述很容易，也有人借申報課題制造了大量的垃圾產(chǎn)品。我們重視史論其大，也不避實證其細。治史以具有“通識”為上，而任何通識都靠細節(jié)支撐，并以細節(jié)約束。先賢們治學講究“從大處立腳，從小處著力”，則是我們不少學人應該堅持的方向。孫機先生要我從宏觀的大寫意到嚴謹?shù)墓すP畫，就是這個意思。

胡漢女子立俑，西安唐金鄉(xiāng)縣主墓出土

　　澎湃新聞：學術研究還是要映照當下，正如您此前所言，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里，胡漢融合鼎盛時期不過幾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們幾代人體察省悟，一個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總是被困在民粹單邊的囚籠里。隋唐時代作為多民族匯聚的移民國家，正是鐫刻下了大國自信和文化優(yōu)越的紋理。你個人認為，胡漢歷史研究的座標體系在哪里？這樣的心得體會對當下這個時代與社會有什么啟示？

　　葛承雍：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家，中國人也是最具歷史觀的人群，中國人做什么事都講究要有歷史感，有回顧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的好處，也有沉湎過去思維陳舊的弊端，所以在中國，歷史常常被用來為新學說提供依據(jù)，也因與過去接軌而過度守舊。我贊成歷史與現(xiàn)實接軌，有針對現(xiàn)實的意義，既為當今所用，又為后世續(xù)航，否則耗費那么多人的才華去鉆故紙堆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呢？

　　在近年國家文物局和一些博物館展覽策劃中，例如國博APC“絲綢之路”展，香港“世界遺產(chǎn)絲綢之路展”，沙特“華夏瑰寶”展和去年“大美亞細亞文物展”，以及“大唐風華”“殊方共享”、哈薩克斯坦“草原金人巡回展”等等，都使我下基層挑選展品、審定地圖、策劃展板，收獲匪淺。在踐行國家對外文化交流中，開闊了我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境界，我寫的幾篇大宏觀論文實際都是對世界質(zhì)疑的回應，并在策劃展覽實踐中使得研究成果得到應用。

和田8-9世紀絲綢碎片 柏林博物館藏

2004年寧夏固原九龍山隋唐墓出土羅馬金幣

　　歷史是每一個人都會遭遇的問題。每個人都會通過回憶歷史反思時代與命運，盡管歷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學問，但是，歷史研究者是站在當下回望過去的歷史，因此，歷史研究從來都不缺少“當代性”的意義，說到底就是不能在曾經(jīng)犯過低級錯誤的歧路上再重復走過，所謂“漢唐盛世”就是多民族融合強身了我們民族的肌體，有了國家雍容自信和堅持文化價值的核心，胡漢中國研究的座標體系就是融合各個民族的精華，一定要對外開放，必須要文明互鑒，這是國家和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

　　注：葛承雍，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教授，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校特聘教授。中央美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職教授。1993年起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8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現(xiàn)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研究領域為漢唐文明、絲綢之路、宗教文物、藝術考古、古代建筑等。

責編：韓翰